晨報 (北京)
類型 | 政治报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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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 | 日刊 |
創辦人 | 李大钊 |
創刊日 | 1916年8月15日 |
停刊日 | 1938年 |
总部 | 中国,北京 |
網站 | 无 |
《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是中华民国时期北京的一份著名报纸,是当时以梁启超、林长民为主导的政治派系“研究系”的机关报。
目录
1 简介
1.1 创刊
1.2 办报过程
2 内容及思想
2.1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2.2 《争自由的宣言》
2.3 《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3 影响
4 相关条目
5 参考资料
简介
创刊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李大钊任第一任总编,并写作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原文写到:“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体现了《晨钟报》的办报理念,申明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并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由于政见不合,李大钊在任《晨钟报》总编两个月后被迫辞职。[1]
办报过程
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载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封闭。同年12月,报章改名为《晨报》后重新出版。瞿秋白曾是该报驻莫斯科通讯员。该报以及其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徐志摩还曾为《晨报》副刊的主编。由于《晨报》先后依附多位军阀,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1928年8月5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2]
晨报旧址有两处,1924年前在菜市口胡同,1924年之后搬至宣武门外大街路东124号。
《晨钟报》由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创刊,以“研究系”为政治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但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发展为革命刊物的同时,《晨报》逐渐右倾,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内容及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19年2月7日,改版后的《晨报》于第七版正式设立副刊,此后,李大钊频频在该副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李大钊还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信息,先后发表了近百篇与之相关的文章。可以说,《晨报》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除了《新青年》外先进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且由于《晨报》逐日出版,这就与按月出版的《新青年》不同,它可以更短的周期、更高的时效性,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覆盖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信息传播到全国。[2]
《争自由的宣言》
1920年,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七人在《晨报》上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不愿意谈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引起很大震动。
《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1) 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2) 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3) 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4) 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5) 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6) 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同时还指出:“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书信秘密自由。
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具有现代自由和宪政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宣言书”,是本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次自觉的自由追求和意识觉醒,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1917年5晨钟报6 开始专门在第7 版上刊登文艺类作品算起,,到1928 年6 月5日《晨报》副刊正式停刊止,其生命也就过了10 余年时间,但在这10年间,《晨报》副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便留下了一个坚实的脚印。
从《晨报》副刊10 年间的创办情况来看,大量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既是其份量很重的版面内容构成,更成为其为五四文学革命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比如像莫泊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西方大家的作品在《晨报副刊》上都作了大量的介绍引进。
纵观10 年《晨报》副刊史,我们不仅在上面看到了许许多多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旗手、主将、先锋等等美誉之称的伟大作家和其文学作品,比如像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郁达夫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秋柳》、《生活与艺术》,胡适的《双十节的鬼歌》、《新自由主义》等等;更有许多当时并无半点儿名气的文学青年的作品。正是由于《晨报副刊》的提携,才使得他们日后能够成长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得不写下的文学名家,如沈从文、胡也频、彭家煌、冰心、李健吾等。《晨报》副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阵地,培养团结了大批新文学作者和文艺青年。[3]
影响
《晨报》的诞生和发展正是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兴盛的“五四时期”,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晨报》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宣扬自由民主的理念、启蒙民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作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与《新青年》一道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使命。同时,《晨报》副刊的发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经历了三位在其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主编时期: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通过刊登鲁迅、周作人等文学大家以及其他大量文学作品来竭力弘扬“五四”文学精神、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为当时刚刚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继续向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相关条目
李大钊
五四时期
《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
参考资料
^ 《晨钟之使命》. 中国共产党新闻,《李大钊文集》(上).
^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王宪明,杨琥.
^ 《<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崔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