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懷一事件
Clash Royale CLAN TAG#URR8PPP
| 郭懷一事件 | |||||||
|---|---|---|---|---|---|---|---|
| |||||||
| 参战方 | |||||||
| 郭懷一部眾 | ||||||
| 指挥官和领导者 | |||||||
夏佛萊（Hans Peter Schiffely） | 郭懷一 | ||||||
| 兵力 | |||||||
荷軍120人 新港社340人 其餘西拉雅族各社共140人 馬卡道族1000人 | 4000-5000人[1] | ||||||
| 伤亡与损失 | |||||||
荷軍14人死亡，原住民23人死亡 | 3000-4000人死亡[1] | ||||||
荷蘭東印度公司郭懷一事件為1652年於台灣發生的漢人農民武裝起事。當時農民因甘蔗業衰退而謀生困難，又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士兵在臨檢人頭稅時的各種惡行，公司也提不出辦法來改善農民的困境[2]，農民不滿累積到了極點，因此引爆這場事件。也有說法指出，當時贌社正逢泡沫經濟破滅，事件領袖郭懷一、六官（Loukequa）、黑鬚新哥（Sinco Swartbaert）等人為了擺脫沉重債務[3]，才打算反抗荷蘭人的統治。
這場起事共有四千至五千名漢人參與，約為當時台灣漢人人口的四分之一[2]，因事件規模不小，有人便稱其為爾後台灣史上頻頻向統治者反抗的一個先聲[4]。雖然郭懷一部眾在人數上佔有優勢，但大部分都只以鐮刀為武器[5]，不敵荷軍的火槍，加上台灣原住民協助荷軍，遂被荷軍成功鎮壓。整場事件歷經12天才結束，包括未起事的人，共有三千到四千名漢人被殺死或餓死。
目录
1 起因
1.1 士兵的惡行
1.2 農民生活困苦
1.3 贌商負債累累
2 經過
2.1 赤崁之戰
2.2 歐汪之戰
3 影響
4 注釋
起因
士兵的惡行
大約1630年代後期，台灣殖民地的支出大幅上升，巴達維亞當局遂數次催促大員設法籌措財源。大員當局原本已有對各種交易徵收什一稅，甚至出售獵鹿和捕魚的執照，可是都無法滿足開支，當局遂決定增設新稅。1640年，大員當局開始向漢人徵收人頭稅，並會派士兵檢查是否已繳清[6]。實行不久後，漢人就開始抱怨公司士兵巡查時的諸多惡行：包括故意沒收人頭稅單、奪走各種家當，甚至會在夜間進入住處臨檢[7]。1651年，漢人頭家（cabessa）集體向大員當局陳情，設法阻止士兵濫權。大員當局一度討論是否廢除人頭稅，但考量人頭稅是重要財源，決定不廢除，只有夜間臨檢被禁止[7]。
農民生活困苦
砂糖是當時台灣重要的出口貨物，公司因此給予種植甘蔗免稅的優惠[8]，獎勵甘蔗業發展。隨著漢人來台灣人數逐年增加，帶動甘蔗業快速成長，並於1650年達到高峰，此時蔗園面積高達2928甲。這時因甘蔗業蓬勃發展，農民工資都很高，農場主反而無法僱用足夠的人力來收割，不少甘蔗就任其於蔗園腐爛，農場主損失慘重。有鑒於此，農場主於次年起減少種植甘蔗，並降低農民工資。到了1652年，蔗園面積只剩1314.9甲，不少農民因此失業，生計大不如前[9]。一位於1651年來台灣巡查的公司官員，便提到當時農民的困境：「臺灣可以看到漢人很貧窮，有些人因此放棄了他們已開墾的農地。貧窮的蔗農以每個月10-12%的利息向地主借貸，待作物收成後抵債；禮拜天不穿鞋子也要罰款，也得靠找木材來煮飯，必須勞動、工作，卻不能掙到一點錢，使得他們不想留在臺灣繼續開墾而返回家鄉[10]。」
贌商負債累累
1644年，大員當局開始實施贌社，漢人如果想要和臺灣原住民村落交易，都必須參與公開招標，得標者就可以獨占標得村落的交易權。但是獨占帶來的暴利實在太誘人，光是把標到的權利再轉手賣出，就可淨賺不少錢。這促使贌社的標價年年升高，每年所有村落的平均出價，便從1645年的259西班牙里爾（real）竄升到1650年2862里爾[11]。不過到了1650年，標價被炒作的過高，加上贌商的獲利受到鹿肉價格在中國下跌而衰退，商人無力付清競標餘款，因而面臨破產危機[12]。
經過
赤崁之戰
1652年9月7日下午，有7位漢人頭家通知大員當局，油村（約在今臺南市永康區）的首領郭懷一準備在當晚起事[13]（另有一說是郭懷一的弟弟郭保宇向荷蘭人通風報信）。台灣長官尼可拉斯·維堡立刻派士兵駐守街角，同時不准漢人在外任意走動，並搜尋漢人的住處是否藏有武器，但一無所獲。維堡也派出一位補差（geweldige）[14]和4位士兵前往赤崁了解情況，但是赤崁的荷蘭人都沒聽說過郭懷一要起事的消息。補差只得前往油村查看情勢，卻發現漢人已聚集在一起並準備出動，趕緊返回大員報告。到了午夜，大員居民聽說郭懷一部眾要進攻的消息，紛紛攜帶家眷想進入熱蘭遮城避難，卻被當局阻止。當局為了表示大員依舊安全，派出官員在市內過夜；可是人們仍無法安心，大員當局只得同意讓婦孺進城，男子需留在城市守備[15]。
8日天亮，以郭懷一為首的反抗軍南下進攻赤崁市，並燒毀荷蘭人的住處，荷蘭人遂逃往公司的馬廄避難（約在今赤崁樓北方）。有8位來不及逃跑的荷蘭人被殺，頭顱被砍下來掛在竹竿上[16]；郭軍也虐殺荷蘭人的僕人，一些黑人[17]的鼻子、眼睛、耳朵甚至生殖器官都被割掉，一名黑人婦女更慘遭活生生剖腹[16]。大員當局接獲郭軍進攻赤崁後，遂派上尉夏佛萊（Hans Peter Schiffely）率領120位火槍兵[18]渡過台江內海前往救援，於11點抵達赤崁岸邊。不過荷軍船隻因海邊太淺而無法靠岸，士兵只得下水作戰。郭軍看見前來增援的荷軍，只得放棄包圍馬廄，轉而阻止荷軍上岸。可是郭懷一卻為了要在何處迎戰，和副將六官（Loukequa）發生爭執，荷軍因此爭取到搶灘時間[19]。等到荷軍全體上岸，郭軍不敵打算往營地撤退，不過郭軍早已喪失鬥志，到達營地後沒作抵抗反而繼續逃跑。荷軍追擊到港岡（Cancon，在今仁德區[20]）時，避免兵力分散容易被個別擊破，決定返回赤崁過夜。
歐汪之戰
到了9日，大員當局召集新港社、蕭壟社、麻豆社、大目降社、目加溜灣社的西拉雅族戰士來搜索逃匿郭軍，另外派鳳山八社的馬卡道族1000人在岡山附近備戰[20]。承諾原住民每殺死一人，就獎賞一匹花棉布，經過兩天搜捕，總共殺了500位藏身在農田的漢人。11日，當局接獲郭軍約4000~5000人再度於歐汪（今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聚集[21]，並將家眷及補給品都搬過去，準備長久對抗，當局便決定摧毀郭軍的據點。
12日，荷軍和西拉雅聯軍共600人進攻歐汪，當地的入口被阿公店溪給切斷，郭軍就紮營在河灣旁的小山上[22]，雖然佔盡地利，卻沒有將一條通往營地的道路切斷，荷軍得以順利找到營地。郭軍發現荷軍便衝下來進攻，西拉雅聯軍因畏懼郭軍氣勢而不敢迎擊。荷軍只得靠自己先迎戰，立刻將所有火槍兵以8人編成一排（volley），每排輪番射擊4回。荷軍密集的射擊很快就擊潰郭軍攻勢，西拉雅聯軍再展開追擊，殺死郭軍約2000人。郭懷一在逃亡時被一位新港人用箭射死，當局將他的頭顱懸掛在熱蘭遮城前的木桿上[23]。餘眾再往南逃，在麻里麻崙社附近（在今高屏溪右側[24]）被調來備戰的原住民俘虜。荷軍將郭軍的據點焚毀，13日傍晚時返回赤崁。直到19日，殘餘起事首領全部被捉，整場事件才告結束。當局向漢人首領拷問起事原因，其中六官被處以火刑，其他人也被酷刑處死[25]。
影響
整場事件嚴重打擊台灣農業的發展，許多儲存在農舍裡的蔗糖和稻穀都被銷毀；況且大量農夫被殺，農田欠缺人手收割。原本預估蔗糖產量可達11000~12000擔，僅收成8000擔。公司貸給漢商價值40000里爾的胡椒，因此只收到值20000里爾的蔗糖作為償款[26]。大員當局雖然鼓勵原住民耕種，但成效不彰，最後決定仍由漢人耕種，並讓大員北方的原住民部落，可以免繳人頭稅來雇用漢人[27]。後來漢人因中國戰亂而湧入台灣，農業才逐漸復甦。
有鑒於荷軍士兵的惡行釀成這場衝突，大員當局決定把人頭稅包給贌商去徵收，免去承擔士兵惡行的責任。當局也提升對漢人的戒心，嚴格禁止漢人持有武器。同時，大員當局認為士兵不方便到婦女住處巡查，漢人或許會將武器藏在婦女房間[28]，因此不再鼓勵漢人婦女移民來台灣，取消了婦女免繳人頭稅的措施。
當時各村辦理司法案件的政務員未受過專業法學訓練，許多案件必須交由大員法庭處理，轉呈案件就耗費不少時間。大員當局決定在赤崁新設一位地方官（landdrost），來管轄當地荷蘭人、漢人、原住民的司法案件。此外，地方官還需召集兩位漢人頭家及兩位司法評議會的議員，每個星期開會兩次，以便減少漢人和荷蘭人之間的衝突[27]。
大員當局考量赤崁缺乏堅固的據點，以致於遭受攻擊時，人們只得逃入馬廄避難。決定在赤崁新蓋一座堡壘來加強防衛，並取名為普羅民遮城（意為省城，今台南市中西區的赤崁樓）[29]。
注釋
^ 1.01.1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參見：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頁357-358。Dapper及Valentyn的著作皆記載有16000人起事，10800人被殺，然而中村孝志認為其過於渲染。參見：中村孝志《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 下卷:社會、文化》，台北：稻鄉，頁201
^ 2.02.1 Tonio Andrade原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頁318
^ Pol Heyns原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頁170-172
^ 黃昭堂 〈第二次大戰前台灣人意識的探討〉《台灣淪陷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頁82
^ Johannes Huber原著，林偉盛譯，〈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1652年的郭懷一事件〉《臺灣文獻》第53卷3期，頁119
^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296-298
^ 7.07.1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01-303
^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台北：聯經，頁184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04-106。
^ 張筱玲，《荷蘭與西班牙臺灣史研究－以文獻的中文翻譯問題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112。不過Huber指出，這位公司官員是維堡的政敵，或許過於誇大漢人的困境
^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09-310
^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14-315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19
^ geweldige是古荷蘭文，有各種不同的翻譯，本文依據張筱玲的翻譯。其他尚有：Huber英譯成constable；村上直次郎日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郭輝中翻譯為刑事；《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程大學中譯成警吏；《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程紹剛中譯為專人。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19-120
^ 16.016.1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20；程紹剛譯《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357
^ 當時荷蘭人泛稱皮膚棕色的東南亞人種（包含台灣原住民）為黑人，參見：江樹生，《梅氏日記》，臺北:漢聲，頁36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20。另外《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357，該上尉的名字為（Hans Peter t' Chaffelij），士兵數則是160人。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00
^ 20.020.1 《荷蘭與西班牙臺灣史研究》，頁120-121
^ 歐汪所在，清代方志有台南市將軍區、高雄市岡山區兩種說法。據後人考證，岡山後紅較為正確，見范勝雄，〈郭懷一抗荷事件三地點試探〉《臺灣文獻》49卷1期，頁97-98；張筱玲，《荷蘭與西班牙臺灣史研究》，頁123
^ 《荷蘭與西班牙臺灣史研究》，頁123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22-123
^ 《荷蘭與西班牙臺灣史研究》，頁124-125
^ 范勝雄，〈郭懷一抗荷事件三地點試探〉，頁99
^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361-362
^ 27.027.1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62-365
^ 〈中國移民對抗東印度公司〉，頁116
^ 《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395-396、頁419。
| ||||||||||||||||||||||||||||||||||||||||||
臺灣荷蘭統治時期（1624年–166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