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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諾夫
任期 1934年2月－1947年2月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出生	1896年2月26日
逝世	1948年8月31日(1948-08-31)（52歲） 莫斯科
国籍	蘇聯
政党	苏联共产党
专业	苏联政治家
著作 《苏联哲学问题》、《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諾夫（俄语：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

生涯

日丹諾夫于1915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随后連升數級。1934年基洛夫被暗殺後，日丹諾夫成為了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期间他强力推行藝術作品社会主义化。

1940年6月日丹諾夫前往蘇聯佔領的愛沙尼亞 ^[1]，督導建立當地的苏维埃附庸政權并促进波羅的海週邊國納入蘇聯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丹諾夫負責列寧格勒防衛抵抗德軍。1944年9月4日他在莫斯科主持了蘇聯與芬蘭的停戰協定，並以盟軍戰勝國代表身份代管芬蘭政府，直到1947年巴黎和約簽訂后蘇聯退出芬蘭。

1946年起，史達林派日丹諾夫負責蘇聯文化政策推動與制訂。他上任后的首项举措是于1946年12月指使迫害苏联的异见文学家，如安娜·阿赫玛托娃及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

1947年他組織蘇聯共產黨情報局，刻意團結聯絡歐洲各國共產黨。1948年2月起，他開始批判整肅音樂家，特別批判所谓音樂界作曲的「形式主義」（只為音樂而創作音樂）不服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理念的作风。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都因此受到批判。

1948年他病逝於莫斯科；音樂家高薩契夫在自回憶錄裡打趣說：「日丹諾夫再也不能管他喝多少酒，及監視他一整天生活作息；也許史達林應該阻止日丹諾夫喝多少酒、還是改喝果汁，日丹諾夫也許可以因此有益健康多活幾年」；^[2] 蒙特費奧雷認為史達林要對日丹諾夫的死負最大責任，原因是日丹諾夫無法接掌芬蘭共產黨的事業^[3] 史達林曾經屬意日丹諾夫為他政治繼承人，但是日丹諾夫健康日壞，無法再承擔政務重任；再者貝利亞與馬林科夫也為爭奪史達林權力寶座而排擠日丹諾夫。

他兒子尤里（1919-2006）於1949年娶了史達林女兒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因此結為兒女親家；卻因為信不同教便於1950年離婚，他們有個女兒名為「凱特」。

主義理念

直到50年代晚期，日丹諾夫的思想，被稱作日丹諾夫主義，成了蘇聯特有的文化產物。日丹诺夫主义，首先是在文艺问题上，随着转入哲学问题。日丹諾夫試著建構起一個新的藝術哲學，他的主張大量減少了該域的文化，改以簡單、科學性的圖表或符號來象徵某些道德價值。 法國文學家罗兰·巴特總結了日丹諾夫主義的核心理論說道："美酒的好壞是客觀的，藝術家儘管去評論酒的「善良」，卻完全忽略了酒本身。"而日丹諾夫和他的同事試著消除蘇聯藝術圈中外國勢力的影響，認為不正確的藝術形式是一種思想轉移。 ^[4]

日丹诺夫主义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在現實的描繪之中展現出明亮的歷史遠景”。日丹诺夫的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口号鼓吹“无冲突论”，提出文学家应以政策为创作指针。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又重申了列宁与斯大林的指示：“我们要求我们的文学领导同志与作家同志，都应以苏维埃制度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为指针，即以政策为指针”。并说《讲话》也特别对党员作家指出，“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日丹诺夫在1934年8月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这是以下列一点为前提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作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在于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慨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是强有力的，就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把加倍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实际性，去跟辽阔的远景、不断前进的志向，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已经在今天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准备好了。”^[5]日丹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当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须遵守的党性原则，“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就决定了作家只能以革命的唯物史观忠实地反映历史进步的事实，以发展的目光去看待一切新事物，进而与国家主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6]

日丹诺夫的意识形态载于他关于文学艺术的全部四次讲演、报告或发言，以及他关于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讲话，特别强调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把不同文学思想的此消彼长视为两个阶级在文艺领域的残酷斗争。他通过这些讲话定下了批判的调门，展开了对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的大批判、大斗争和大镇压。四十年代后期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笼导致对一批苏联著名作家艺术家，包括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的批判。

日丹诺夫1947年6月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上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确立为哲学史的定义。他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如果把各种哲学派别看成是一个一个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而不是互相斗争的，就“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成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他的发言实际上讲的是整个哲学战线，提出了"战斗任务"。这个讲话的实质就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从而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哲学史研究顺从于政治权力。日丹诺夫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代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所作的有关哲学史教材的发言很自然就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地位。

1934年8月，由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位党的领导人联名在《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强调历史教科书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将十月革命意义界定为“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规定不能容许把1789年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容许把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等等。 ^[7]

到了50年代末，隨著日丹諾夫的去世，被打壓的蘇聯藝術界再次復甦，產生了大量抽象與創造性的作品。

对中国的影响

日丹诺夫主义从三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后，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理论经典、不可违抗的法规。^[8]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周扬，他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文中专门论述革命浪漫主义是“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因素”。^[9]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扬在1952年说：“斯大林同志关于文艺的指示，联共中央关于文艺思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以及最近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文艺部分的指示，所有这些，为中国和世界一切进步文艺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10]创刊于1949年10月的《人民文学》，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强调“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创刊号的社论题为《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交流》。苏联文学被看成是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

文学的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政策性概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文艺的党性原则贯彻到文艺创作和理论的每个重要具体问题上，作为党的文艺方针规定下来”。胡風就曾說毛澤東的这个「講話」是日丹諾夫講話的庸俗化了的中文翻板。中国第二次文代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浪漫主义也是应有之义，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就解释道：“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的《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一書被作為當時開展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必讀文件。其中收入俄共（布）中央1925年和1932年的兩個有關文藝的決議、蘇聯作家協會章程、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聯共（布）中央在40年代有關文藝问题的四个决议。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日丹诺夫主义”才得以长驱直入，特别是日丹诺夫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连同1946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系列决议一起，被列为1951年文艺界整风学习的官方文件。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出现了“日丹诺夫的话常常被我们引用”的状况。^[11]日丹诺夫的理论认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选受到这个观念很大影响。^[12]

从1949年5月到1950年3月，北京哲学界的学习座谈会多次学习日丹诺夫的讲话，对其哲学史定义表示完全认同。20世纪50年代初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在有关哲学史的讲课中，都重申了日丹诺夫定义，并将其细化。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中国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13]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举行座谈会，在京成员马特、任华、张岱年、朱光潜、胡绳、汤用彤、金岳霖、贺麟、侯外庐、沈有鼎等纷纷发言。他们“一边倒”地批判亚历山大洛夫，“一边倒”地拥护日丹诺夫。从此，所谓哲学上“两军对战”便成为中国哲学家长期遵循的“经典”。后来中国哲学家还将“两军对战”进一步概括为“两个对子”、“两条路线斗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14]

1959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政治课的初步意见》：中学政治课分为“形势任务”课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课两部分。此后的思想政治课教科书都不断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15]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思想政治教科书重复日丹诺夫的著名论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贯穿着哲学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是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对立，凡是涉及世界本原问题，唯心主义一定是错误和非科学的。”^[16]

日丹諾夫市

他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曾在史達林的影響下改為日丹諾夫市，並在市中心廣場樹立紀念碑。直到1989年再度改回马里乌波尔，而紀念碑則在1990年拆除。

相關條目

• 马里乌波尔

注釋

參考聯結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ndrey Aleksandrovich Zhdanov